近日，字节跳动与中兴合作推出的努比亚M153（豆包AI手机）在二手市场被炒至3.6万元。追着价格的传闻，《华夏时报》记者近日走访深圳华强北发现温州配资公司，数十家档口均表示“没听过”“没见过”“市场没货”。
而在闲鱼等平台上，该手机标价从3.6万飙升至100万元，配文渲染“功能强大”“未来入口”“自动化操作”。线下“查无此机”与线上“百万标价”的撕裂景象，成为透视AI技术落地困境的棱镜。
更戏剧性的是，微信、支付宝等已对其核心功能实施技术封锁。这场由“下一代交互”叙事点燃的热度，正遭遇商业生态打击，迫使业界审视AI进化为“智能代理人”时的伦理与规则重构问题。
百万标价与“情绪定价”背后
“价格波动有点大，你看最低的时候不到4000元，3800元就可以买，那价格变来变去，这种随机性很强，有时候跟坐过山车一样。”一位闲鱼卖家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语气里带着对这种波动早已习惯的淡漠。12月11日晚，记者在闲鱼平台搜索“豆包AI手机”，发现有四个卖家分别标价100万元、99.9万元、3.9万元和2.8万元，截至12月15日，这些天价链接依然倔强地悬挂着，且“想要”人数从最初零星的两三个增加到了35个。
与此同时，豆包AI手机的热度还催生出了租赁业务，其日租价格普遍在69元至399元之间。一位闲鱼卖家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该机型“租的比卖的更火”，自己挂出的每台69元日租的两台手机，预约排期已排到12月18日。不过，对于线上天价，另一位标价4962元的闲鱼卖家对记者直言：“感觉不是正经卖的。”
这种价格与价值严重脱钩的现象，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协会创立人兼会长游佳君看来，并非理性市场的选择，而是“投机情绪的主导”。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它本来就是一种技术预览版的工程样机，供货量很小，这种稀缺性本身就容易被虚切的叙事点燃。”
游佳君进一步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购买者的逻辑并非基于当下效用，“他们实质上是在购买预期，赌的是下一个AI Agent时代的早期筹码”。这种“情绪定价”模式，折射出当前AI赛道的一种集体心态——对技术象征意义和颠覆性叙事的追捧，常常压倒了对产品实用价值、成熟度与生态兼容性的理性评估。“报价不等于成交。”他认为那些百万标价“更偏向于是作秀，目的是煽动市场的情绪”。
豆包AI手机的价格泡沫，本质上是“技术预期证券化”的极端体现。在AI技术爆发初期，市场往往倾向于将一些概念性、实验性的产品，作为对某种未来技术路径的“期权”进行炒作和交易。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扭曲技术研发的真实节奏与方向——企业为迎合资本市场对“颠覆性故事”的渴望，可能被迫或主动过早推出尚不成熟、体验割裂的产品，进而透支早期用户的信任，甚至引发监管的过早介入与强力规制，反而从长远上阻碍了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华强北商家集体观望
与线上的“天价”相比，华强北的商家们似乎并不买账。
“没见过，没听过这个牌子。”华强北商家蓝浩对着记者手机上的图片，给出了干脆的回答。他进一步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道，即便网上已炒到3万多元的传闻满天飞，但作为渠道端的商家也不敢轻易进货，“等我们真进过来，万一它到时候价格暴跌，这损失我们承担不起。而且，这根本不是我们熟知的领域和品牌。”他说。
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商城，相关工作人员林钥久也向记者证实了该机型在市场的缺席状态：“目前这款手机在我们市场还没有在售，线下并没有这一款手机。”当被问及原因时，他向记者分析道：“可能是因为这款手机目前知名度不高，而且很多人对其功能等方面不太感兴趣，或者觉得它不像那些大牌子那么可靠。”对于线上疯传的3.6万元、100万元标价，林钥久建议审慎观望：“毕竟刚出，很多情况我们还不了解……如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购买的人可能不会多，价格得降下来才能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不然只会局限在小范围的AI热衷玩家中。”
华强北商家妮妮也向记者表示：“现在的智能手机不都能下载豆包吗？为什么还要专门弄个豆包AI手机呢？”在她看来，除非有明确的消费者需求驱动，否则不会考虑进货，“现在没人来找，有需求我就卖，没需求我不卖”。
华强北商家的这种观望态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其讲述的关于未来的故事有多宏大、多动人，而在于它能否无缝融入现有的消费习惯、稳定可靠的供应链体系、成熟的维修售后生态，以及最重要的——能否带来确定性的销售流转与利润。
记者调查发现，豆包AI手机在此遭遇的线下冷遇，恰恰说明任何技术创新，如果不能解决真实、高频、大众化的用户痛点，不能建立起可持续的销售网络与服务闭环，其商业生命力将是脆弱而可疑的。
为何遭主流APP集体封禁
这款手机之所以迅速陷入“有价无市”“有机难用”的尴尬境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选择的技术路径，与现有移动互联网生态的核心规则产生了冲突。
游佳君从技术层面向《华夏时报》记者揭示了这场冲突的根源所在。豆包AI手机与Siri、小爱同学等传统语音助手的本质区别在于，它通过“直接从手机缓冲区获取原始bitmap权限”来实现“视觉化理解”，也就是通过不断地截图，并通过“注入事件”的方式来模拟真人的点击、滑动等操作。“这意味着，AI在扮演一个人，它拥有了一个执行权，理论上可以完成点击支付确认、发送信息、删除内容等一系列操作。”这种“顶层调度、模拟真人”的设计虽然在技术上展现了某种突破，却直接动摇了现有超级APP的立身之本。
“当使用软件的不是真人，而是AI时，会导致超级APP赖以运转的‘数据飞轮’出现数据污染和缺失，破坏其原有的数据闭环与用户画像。”游佳君向本报记者指出。此外，AI绕过应用官方提供的标准接口（API），直接通过模拟点击与界面交互来操作，也彻底冲击了建立在“操作者必然是真人用户”这一假设之上的整套风控与安全体系。这正是微信、支付宝等应用迅速对其相关功能进行限制乃至封禁的核心原因。
游佳君向记者坦言：“基本上所有的超级APP已经禁止豆包AI手机的这种操作了。”他形容，如果主要的应用生态拒绝合作，“那么就算你出来一个再强的AI智能手机，也会被各家的APP给卡脖子，难以发挥效用。”
豆包AI手机所遭遇的这场生态狙击，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入口主权”与“交互控制权”的战争。当前的移动互联网生态建立在“应用中心化”的模式之上，每个超级APP都努力构建自身的数据闭环、服务闭环与商业闭环。系统级AI Agent的崛起，试图打破这些壁垒，将交互的中枢与调度权从一个个分散的应用层，上移至统一的手机操作系统层。这无疑触动了现有平台帝国最根本的商业利益与战略安全。这场冲突预示着一个更深层次的行业变局：在AI时代，人机交互的终极形态，究竟应该由操作系统作为统一调度者，还是继续由各个超级应用作为割裂的服务中心？用户数据的主权与控制权应当如何在用户、手机厂商、AI Agent与应用程序之间重新划分与制衡？这早已超越简单的商业竞争，上升为涉及用户体验、隐私安全、创新活力乃至数字社会治理的复杂命题。
在游佳君看来，AI Agent所代表的技术方向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它是一种“更高的生产力工具”。但他同时向记者强调，技术落地的具体方式，将决定其最终成为推动产业进化的力量，还是引发混乱的破坏性因素。“破坏性的风险目前是存在的。”他列举了权限过度索取、数据上传不透明、AI决策过程不可审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用户点击同意，不一定代表真正知情。AI在完成一个简单任务时，可能会索要读取相册、联系人等非必要权限，这打破了我们系统设计中最基本的‘最小权限原则’。”
当潮水退去，豆包AI手机留下了何种思考？《华夏时报》记者通过连续多日的实地调查与采访发现，这场由一部小众AI手机引发的风波，宛如一个多棱镜，折射出当前AI技术从实验室、发布会走向广阔消费市场过程中所面临的典型困境：资本市场对技术叙事的过度追捧与短期套利冲动，与技术研发所需要的长期主义与严谨工程文化之间存在断层；炫酷的概念演示与真实、稳定、安全的用户体验之间存在断层；单点技术突破与融入现有复杂商业生态、获得广泛接纳之间存在更深层的结构性断层。
游佳君向《华夏时报》记者总结道：“我们需要反炒作，在新产品、特别是样板机刚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明确标注其技术边界与应用限制。监管也需要一套全新的机制，因为AI Agent带来的同意机制有效性、数据流动透明度、权限管理颗粒度等问题，都需要新的规则来细化与规范。”
豆包AI手机的戏剧性遭遇温州配资公司，是中国蓬勃发展的AI产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微观缩影与压力测试。它暴露了技术创新链条中多个关键环节的衔接不畅。未来，真正的AI革命或许不在于能制造出多少台可以“看懂屏幕、模拟点击”的手机，而在于我们能否构建起一套与之匹配的、全新的、可持续的技术伦理准则、开放共赢的商业协作框架以及敏捷包容的治理体系。当炒作的热潮终将退去，真正值得留在岸上的，必须是关于技术如何负责任地落地、产业生态如何有序演进、创新边界如何在社会共识下理性展开的一场全社会范围内的深度对话与实践探索。而这，或许正是这场略显荒诞的“百万手机闹剧”带给躁动中的中国AI产业最宝贵的一次冷水浴与思维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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