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平台经济更健康发展，6月15日，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在广州成立。6月17日《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发布，18日《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发布。如何在行业发展时，保障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本期《新闻1+1》连线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治配资平台和配资炒股配资，带来解读分析。
△本期《新闻1+1》完整版
如何看待两份监管文件的出台？
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肖江平：应当讲对于平台经济的治理，这些年主管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外卖平台补贴的乱象，这一年多以来规制监管部门也一直在发力，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在持续显现，这两个文件应当说是诸多工作的一个体现。长期大额的补贴，危害性严重，这个规则应当讲是直接针对着危害的成因抓住了症结。
第一是把消费体验的、服务质量的综合竞争转向了仅仅只是价格竞争，这样使得“信号扭曲”。第二是即使是真实的补贴，也会导致竞争变成了比拼资本，竞相烧钱，这样挤压了中小商家的空间。第三是民生领域的价格信号具有非常强的放大效应，会外溢到实体经济，对这些年针对经济下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外卖十条的征求意见稿直接针对问题的要害提出“五个不得”和“两个公开”，效果一定会体现出来。
规范补贴如何统筹推进平台全域治理？
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肖江平：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市场的竞争规制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平台治理方面，十多年以来也在不断累积经验。
第一是当前对长期大额补贴，提出了“五不得”“两公开”，这样的补贴十条，当然征求意见稿还会有修改，我觉得这个制度未来实施一定会获得相应的规制实效。第二平台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过去平台治理不断地有一些所谓的乱象，所以2025年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6年的6月27日出台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的修订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平台治理，所以既可以有层级相对低的，比如“外卖十条”，也可以较高的规范的修订还有法规和政策法律的修订，所以它是系统工程统筹协调。第三点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们不能期望把外卖补贴治理好了，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应当讲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后一点是规制之所以显得会有一点舆论中所谓的慢，是因为我们要依法规制、要实事求是、要大量调查研究，还要努力做到有效规制。
《行动方案》出台 指明什么方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李强治：平台经济本质上其实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这里面的大主要指的是平台企业，而中小企业主要是指平台生态内的中小型市场主体和生产服务企业，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作为政策的一个切入点，我理解它其实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平台经济本身的商业模式和内在的运行逻辑决定的。大型平台企业往往掌握着流量的入口，拥有丰富的技术资源和基础设施，而广大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是平台上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和服务提供者，所以他们两者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所以说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共生关系目前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我理解这次行动方案的出台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推动这种共生关系进一步走深走实，也只有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真正形成协同共生的良性格局，平台经济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如何理解创新、生态、开放协同三者关系？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李强治：我理解这三条主线其实既是并列的关系，也有层层递进的考虑，总体上来说这三者实际上更有侧重，也互为支撑的。创新协同最主要还是聚焦于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特别是现在AI时代产业的智能化升级；生态协同主要着眼于规则共治，包括市场生态的共建；而开放协同则强调资源的互通，包括创新要素的共享，所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
至于“创新”这个词反复出现配资平台和配资炒股配资，恰恰反映了行动方案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当前平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创新动能释放不充分，包括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广泛存在。如果只强调协同，而不突出创新，其实就很容易简单地理解为资源的分配，平台类资源分配或者利益调节。所以，将创新始终贯穿于方案全过程，实际上就是要把平台经济的驱动力由流量逻辑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新的发展逻辑，我想这也是这个方案最鲜明的特色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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